第二百一十章 一针见血
“安排倒是没有，就是很想睡觉。”
苏长青看神色就知道梅露兰·多拉想当导游，赶紧说：“太累了，时差还没倒过来。”
“倒时差？”梅露兰·多拉目前处于休假状态，没了外交官的含蓄：“您昨晚即便十二点上床，睡到早上七点就等于睡到北京时间下午两点了，应该睡太多了才是，其实从北京过来用不着倒时差。”
这账算得有点乱，不过时差七小时的确没什么可倒，梅露兰·多拉这是不讲武德揭穿苏长青的借口。
“昨晚我一夜没睡，”被揭穿也无所谓，苏长青扯淡一向面不改色，马上找了个台阶大家一起下：“或者等会我们去国会大厦走走吧，跑累了晚上更好睡。”
“国会大厦恐怕去不了，据我所知正在维修，或者去柏林墙遗址？”
柏林墙是二战后修建的一堵墙，分隔开了东西德国，七年前被正式推倒，象征自由主义的胜利。
“我对柏林墙不感兴趣。”
“为什么？”
“可能因为戏看多了，不太喜欢现实中太戏剧化的东西。”
“那不是虚构的戏剧，无数人因为柏林墙倒掉而重获新生。”
“哦，或许吧。”
苏长青一边说一边把啃剩的骨头扔进一个小筐。
梅露兰·多拉凝视苏长青片刻，突然很体贴地建议：“既然累了就不要到处跑吧，我陪你休息。”
陪休息，这是啥意思，美帝又想赤裸裸送温暖？
“我们可以在这慢慢喝酒，”梅露兰·多拉指着窗外远处：“那边有家很古老的咖啡馆，等会也可以过去坐坐。”
这个休息和想象的休息有差距，不够温暖。
而且苏长青也不觉得喝酒吃肉或者陪她喝咖啡真是休息，他已经啃了三个大猪蹄吃了段香肠，有点腻了。
德国人的猪脚和香肠世界闻名，美国的食品安全法就是因为香肠馅太恶心才制定的，而当年的肉联厂都是德国人开的，这几年欧洲疯牛病横行，这猪肉肠里不会有牛肉吧？
活着真不容易，走到哪都有奸商想害朕。
柏林的景点苏长青以前都去过，大冷天只要不瞎跑都好，为此他又啃了一个猪蹄：“好吧，别看什么残垣断壁了，聊天喝酒喝咖啡，这里的啤酒真不错。”
德国以前是欧洲的乡巴佬，很被人看不起，吃的东西也比较土，啃猪蹄的爱好曾经被嘲笑了很久，不过作为啤酒的故乡，啤酒是真的好喝。
德国猪蹄是先煮熟了再烤，要说口味好到哪去未免昧良心，国内能找出七八种比这好吃的做法。
然而中国却没有一种猪蹄在国际上知名，话语权实在是太弱，倒是以什么都吃蜚声海内外。
号称什么都吃是否值得自豪，这个实在是不好说，后来网上一旦有新闻说哪的某种动物泛滥成灾，总有人在下面留言：派一万个中国人过去，吃到物种灭绝。
每当看到这种话，苏长青都会联想到一万座焚化炉或者一万辆垃圾车。
不顾形象固然不太好，但某些过度的美化包装也挺无聊，比如始终有人渲染西方人不吃内脏、鸡爪等等所谓脏东西，其实都是扯淡，苏长青一代目时在法国就吃过奶油猪大肠。
他作梦也没想过居然有奶油炖猪大肠这玩意，而且价格还不低，一刀切下去像猪在闹肚子拉稀，苏长青考虑到中法友谊万古长青才没骂帮他点菜的法国朋友。
人类脱离饥饿的历史非常短，短得超乎许多人想象，所谓欧美不吃内脏的历史，可能还没村头王老汉刘寡妇的命长，苏长青记得《教父》里就有年轻的维托·唐·科莱昂在大萧条时期为妻子孩子弄来内脏裹腹。
对于苏长青说推倒柏林墙是演戏，作为德裔的梅露兰·多拉有点难以释怀：“您为什么觉得推倒柏林墙是演戏呢？”
“因为这事被宣传得超越了推倒一堵墙，刻意赋予某种意义就是经过了编导，何况所谓的巨大意义并不真的存在，骨子里许多东西从未改变。”
“何以见得？”
苏长青聊起了《朗读者》，昨天他捋了捋这个故事，有了另外的心得。
他把故事大概说了一遍，一个德国少年爱上大二十岁的汉娜，战后再见面是在战犯审判庭上等等。
梅露兰·多拉听完很惊讶：“您是说这个喜欢听小情人朗读的汉娜实际上是个文盲，不可能是集中营的负责人，也就不可能是战犯，但为了隐瞒文盲的事实，宁可冒着可能被战后法庭绞死的危险？”
“是的，汉娜对不识字有股强烈的羞耻感，不顾一切坚持隐藏这个秘密，最终被判终身监禁，虽然失去自由，但也保留了最后一丝尊严。”
《朗读者》拍摄于十年后，主演就是今年即将凭《泰坦尼克号》萝丝大红大紫的凯特·温斯莱特。
梅露兰·多拉显然没有考虑过这样的困境，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可那个少年已经是法律工作者，完全可以出庭为汉娜作证，仅仅为了自尊而失去自由，甚至令战争审判失去意义好像不值得。”
“这正是戏剧矛盾之处，尊严和自由哪个重要。
汉娜是集中营管理员，是国家犯罪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当她受命拣选女囚犯，把她们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受死时，她没有怀疑过、更没有挑战过这个命令的合理性。
当关押数百犹太人的教堂起火，她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维持秩序、防止囚犯逃跑，而不是开门救命，于是烧死了许多人，她还是有罪的。”
“你刚才问少年为什么没有出庭作证，原因恐怕很复杂。”餐厅里很热，苏长青从寒冷中彻底缓了过来，于是啤酒喝得很勤：“首先是作证也无法免去所有杀人罪行，其次是他们这一代人对上一辈的罪行感到羞耻，心怀怨恨。
但他依然爱着汉娜，在她服刑期间依然寄录音带为她朗读，教她识字。”
梅露兰·多拉很快反应过来了：“这故事有为战争罪犯开脱的味道，个人虽然在国家意志面前很渺小，但毕竟有选择的能力。”
“如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盲，没有选择的能力呢？”
“您在设定一种极端的情况，但这改变不了犯罪事实。”
“清算战争罪行是其次的，其实这是个关于羞耻、谎言与傲慢的故事。”
梅露兰·多拉又有些意外：“哦？”
当苏长青想把这个故事真写出来时，才明白这并非是一部反战自省片。
一战之后德国识字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按道理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汉娜绝不应该是个文盲。
一个自诩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居然还有文盲公务员，这本身真可能是巨大的羞耻。
汉娜一定花了不少功夫撒谎保守这个秘密，她对集中营中杀死大量犹太人并无忏悔之意，甚至自始自终没有道歉过，但对尊严耿耿于怀，不惜为此终身监禁。
“这是自认高人一等的傲慢，不惜撒谎并付出惨痛代价也要维持这个傲慢，这才是这个故事的本质。”
苏长青觉得这个故事设定给日本人也很合适，日本人在这方面甚至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战后诚恳道歉的人屈指可数。
凯特·温斯莱特最终凭此片奥斯卡封后，梅露兰·多拉都看出其中有为战争罪行开脱的成分，评委们不可能看不出，然而此片还是获奖了。
评委们很明白影片是否反战是其次，朗读者朗读的是文明，这故事贩卖的是文明优越论。
“有些事情从未改变，只不过换个形式存在。”
这当然是个好故事，由欧美人写出来是自我吹嘘，如果苏长青写出来，恐怕就是一针见血的讽刺。
“您的才华再次令我刮目相看。”梅露兰·多拉当然也想明白了，笑着喝了一口啤酒：“作为朋友我真心劝您一句，别考虑拍这部电影，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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