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三章 惩前毖后
“翔宇，你没事对那个叛徒讲什么情面，他自己都已经招了，铁证如山，干嘛还要给所谓的机会！？”
伍翔宇的住所内，瞿求柏提出了这个问题，此时屋内只有他们两人，在吃完午饭后的这段时间，是他们难得的休息间隙。
“求柏，自从无意间调查清楚张国彪的案子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似乎知道瞿求柏肯定会问自己，伍翔宇说出了在心中思考已久的想法。
“按理来说，张国彪作为我们党内闻名的青年干部，年纪轻轻就被委以重任，往日的表现也颇为不错，否则根本不会获得那么多同志的认可，并且安排他到这么高的位置上，你说是不是？”
瞿求柏点了点头，表示认可，之前他哪怕再看张国彪不顺眼，也必须承认此人的能力，但越是如此，他心里就越想不明白，所以跟着问道：
“话是这么说没错，此人确实有些本领，但我们谁都没想到他会可耻地出卖组织，尤其是作为李达召同志的学生，他居然敢背叛自己的老师。
翔宇，这样的人我们若是不处置，之后又应该如何面对其他的同志，又如何给已经牺牲的那些先烈们一个交代？”
“确实如此，张国彪我们肯定要处置，可是有句话我还是要说，求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仅仅只是毙了他一个张国彪，就能彻底消除这些现象，那么开枪的时候我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可是整件事没有那么简单，不是杀一个人就能解决的，更不是杀得越多，问题就越少的。
今天我们可以毙了张国彪，但是以后呢，如果再出现了这样一个人物，甚至若是我们的组织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家伙，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继续杀下去吗？甚至说若看到一个有疑点的，就先把他毙了，以绝后患？”
当话说到最后，伍翔宇也跟着激动了起来，他仿佛想起了程刚给他看的那些资料，上面琳琅满目的都是一个个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人名。
在没有真的见识到那样的场面之前，谁都不敢想象最后居然会产生那般惨烈的结果，哪怕知道有些事情不可避免，但伍翔宇还是希望能够多少挽回一些。
退一步说，哪怕伍翔宇舍得这么去做，也得考虑到程刚的想法，那个来自未来的后辈表现出的心慈手软，可是达到了让其他人都难以理解的程度。
虽说程刚本身就是在和平年代生长出来的年轻人，会有这般念头确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可以预见，后面几年若是局势变得不可控起来，程刚怕是得要经受不小的挫折。
按照一般的情况，年轻人经历些风雨其实并没多少坏处，尤其是对从小在温室里长大的花朵而言（这句描述还是程刚自己说出来的）。
可程刚毕竟情况特殊，谁都没法保证这位若是承受不住压力，是否会出现挑撂子闪人的情况。
换了其他人，不管是谁只要敢这么做，迎接他的只能是组织的除名，正如李润石所言，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
甚至可以说，除了个别同志外，革命事业没了某些人其实都无关紧要，但如果没了程刚，整个损失实在是有些难以承受了。
伍翔宇这个大管家，无论在历史上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对于夏国的热爱以及革命事业的忠诚是谁都无法否定的。
因此，不管他自己是怎么想的，伍翔宇都必须选择尽可能保住程刚，自然也必须要尽可能降低大肃反造成的影响。
另一边，面对伍翔宇的说得越来越过激的话语，瞿求柏也陷入了沉默之中，他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革命者，自然不希望伍翔宇描述的那些场面真的发生。
“这……应该不至于会这样吧？翔宇，我想我们还是要相信其他同志。”
面对老友难得的犹豫，伍翔宇摇了摇头，“求柏，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这次的事件已经说明，我们的组织内部也不是一干二净的，这是革命发展历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情况。
张国彪在事发之前，也曾经义正言辞地讲述自己在狱中是如何的英勇不屈，但事实却又是如何呢？连他这样一个高级干部都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岂不是说我们中间还有更多类似的案例？
疑心一起，就很难再收得回来了，我估计现在有扩大化想法的同志只多不少，甚至很可能已经有人把屠刀准备好了，可出刀容易收刀难，最后死在那些屠刀下的同志，又会有多少是真的该死，有多少是无辜被害？”
说着说着，伍翔宇的脸色就变得凝重起来，对于那些真正的背叛者，其实伍翔宇并不担心，历史必将证明他们是错误的，“未来”的张国彪在加拿大的养老院里活活冻死，如今这人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但是，某个别的坏人控制了“正确”的理论和制度后，伪装得比谁都“左”，以革命的名义镇压和迫害真正的革命者，这才是革命最大的危害，也是纵观整个革命史都未能深入思考和妥善解决的问题。
革命政权经常被“坏人”控制和篡夺，要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两个月前，在程刚将这个问题提出之后，李润石和伍翔宇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简单的杀人肯定是不能解决的，甚至还可能使得局面更加恶化，毙一个张国彪很简单，但毙完之后的扩大化才是最难理清的难题。
“不至于，不至于…”瞿求柏的脸色变得比伍翔宇还要凝重，本来就布满病态的脸，现在更是沉得快要滴出水了，虽然嘴上说着否定的话，但他却不得不承认，自己之前其实也有过类似的想法。
“翔宇，既然你说了这么多，肯定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就不要卖关子了，先跟我说说吧。”瞿求柏用希冀的眼光看着伍翔宇说道。
“我是这样想的，对于每一个入党的党员，我们都会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永不叛党’，但是如果出现了叛党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处置，却很少有人讨论过这事。
再进一步讲，哪些情况属于叛党，又分别对应怎样的惩罚，以及那些存在疑点的同志应该如何对待，要如何避免决策者犯下自由心证的错误，我觉得都应该讲清楚才是。
具体到张国彪身上，他在狱中出卖组织是一个错误，出狱之后没有及时向组织坦白又是一个错误，这些我们都必须施以惩罚，但如果同时有两个人都承受不住严刑拷打，一个出来后及时向组织汇报，一个选择继续隐瞒，我们应该用同样的办法来处置他们吗？
另外，这次如果没有我最后拿出的证据，大家哪怕再相信我，也不会就愤然决定要杀掉张国彪，这种谨慎的态度我觉得很好，但据我所知，在组织中因为个别的指责，而直接杀人的例子并不在少数，这也是我们还不够成熟的标志。”
“你说得很有道理。”瞿求柏点点头，但又无奈地感叹了一声，“可要解决这些问题，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啊。”
“是的，最关键的是，我们很多同志，还存在着不少缺乏实践经验，又喜欢上纲上线的毛病，这点哪怕在你我身上都有存在。
再说到张国彪，居所所知，他进入北平大学时的动机与抱负其实与普通人一样，只是按照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为个人混个好前景罢了，与革命、运动之类的全不搭界。
张国彪后来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热心参与组建gc党，固然出于青年人的爱国热情，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另一方面也是那时候的大气候使然，身不由已被形势推着走，被社会大潮裹携不得已而为之。
新潮流也是实现个人‘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难得机遇，这也非常迎合青年人的叛逆特征，张国彪初期的辉煌，正是上述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所以这样的同志，热血有余，能力也不错，却经不起风雨，我还记得张泰雷同志与我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天，张国彪和其他同志正在一个地方开会，忽然听到有断断续续的枪声。
大家都发觉情况有变化，正要派人去看看，张国彪说：‘我去，你们等着，我就回来。’说着，他就走出去了，五分钟过去了，一刻钟过去了，还不见他回来，大家都急于要知道街上的情况。
结果一出门，就见一队反动军队，手上端着枪，远远的从街那头跑来。幸而靠房子旁边就是一条狭巷，就赶快从那条狭巷逃走了’。
张泰雷在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还愤愤不平的补充：‘只差一分钟，我们就完蛋了’。
像张国彪这样发现危险只顾自己逃命，把同志扔在脑后的情况，如果他是从基层做起的，你觉得他还可能被抬上这么高的位置吗？
从这点看，我们在培养人才干部的方式上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个不解决，哪怕杀再多的所谓叛徒，那也只会是无济于事，甚至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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