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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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小丹自杀了，人们事后可以提出很多种能使芮小丹避险的战法，也可以提出很多种芮小丹不应该自杀的理由，然而当时的真实情况就是那样。

由于芮小丹此次执行的是省公安厅刑侦处的任务，与古城公安局没有案件关系，所以组长曾华并没有直接与古城公安局联系，而是首先在第一时间迅速将秦谷的情况向直属上级刑侦处徐处长报告，再由徐处长代表省公安厅刑侦处将情况向古城公安局通报。古城公安局得到的通报情况是——

芮小丹在送秦谷刑警队王队长的家属回家后返回秦谷县的路上与通缉犯意外遭遇，在与通缉犯交火前曾打过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古城的男朋友丁元英，内容不详。第二个电话是打给组长曾华，内容是说明情况，请求增援。

芮小丹在交火中击毙通缉犯当地同伙一名，击伤通缉首犯黄福海双腿。吴建军自杀性爆炸死亡。芮小丹双脚被炸掉，右手和右脸部有严重灼伤和大量铁屑嵌入，严重毁容。芮小丹在增援警察接近现场时开枪击中心脏自杀。

抓获通缉犯黄福海和刘东昌，缴获现金万元，北京切诺基吉普车一辆，(被禁止)式手枪四支，子弹52发，手机2部。

芮小丹遗物：手机一部，现金528元，通讯录一本，挎包一只，钥匙一串。通讯录中已经查到芮小丹的父亲芮伟峰和芮小丹的母亲张慧敏两人的电话号码。

芮小丹的自杀行为给古城公安局的善后工作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省厅刑侦处与古城公安局通过电话会议商议，做出如下处理意见——

第一，善后工作由古城公安局具体负责。

第二，基于芮小丹是自杀的事实，本着不提倡、不鼓励、不默许警察自杀的原则，决定对芮小丹不授予烈士称号，不做宣传，不发抚恤金，不记功，不以组织名义开追悼会。

第三，立即对芮小丹打给丁元英的电话进行调查取证，立即对案件事实进行取证，在通知芮小丹家属的同时一并告知案件事实，给家属一个对处理决定消化、理解的时间，避免无谓的误解、矛盾，保证善后工作顺利进行。

第四，在与芮小丹家属的正式见面会上宣布对芮小丹的“五不”处理决定。

第五，省公安厅刑侦处和古城公安局的领导连夜赶赴秦谷县，以组织名义对芮小丹家属表示慰问，以个人名义参加告别仪式。

电话会议做出善后工作部署之后，省公安厅刑侦处政委于当夜9点率几名属下驱车从明川出发赶赴秦谷，古城公安局副局长和刑警队长及两名刑警队员当夜9点30分驱车从古城出发赶赴秦谷。从时间上考虑，越野车途经山西太原进入陕西前往秦谷，大约900公里的路程需要15个小时，次日中午即可抵达秦谷，是最快的路线选择。

芮小丹在从警的6年里曾经多次被省公安厅刑侦处抽调执行重大案件的侦破任务，历次都是出色完成任务。在古城公安局刑警队，她是为数不多的坚持在刑侦一线的女性，无论是本职工作还是人际关系都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较高评价。因此，芮小丹的善后工作引起了省市两级公安机关的格外关注。

芮小丹的自杀给每个领导和同事的心理都带来了一个感情上的矛盾，每个人都明白芮小丹的做法避免了一切后续事情的发生，没有事迹、没有病房、没有慰问，她的死使她不会成为任何人的负担，甚至不会让别人为此支付一滴赞美的笔墨。

人们在猜想：芮小丹在向自己心脏开枪的那一刻心里是怎么想的，是对生活失去信心的绝望和懦弱，还是续写她悲壮的英雄梦？

芮小丹的电话意味着什么，丁元英心里如明镜一般。

在芮小丹执行任务的一个月里，这是她第一次给他打电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丁元英从来没有感到时间像现在这样如此漫长，他的精神紧张到了窒息，他的心像是悬在深渊的边崖。他在做着各种假想，也许正在追捕……也许正在周旋……也许正在审讯……他是一个证到“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的人，他是一个从来不会去做祈祷、只判断事物和接受结果的人，而今天，他做不到“如是观”了，他祈祷，不住地祈祷……

不管感情驱使他做多少种幸运的假想，而理性却清楚地告诉他：小丹不幸了。因为两个小时过去了，在这种特殊时刻，如果芮小丹已经脱险，她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报平安。

果然，晚上将近8点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来人正是两名身着警服的人，这使他心存的最后一念幻想粉碎了。来者自我介绍，两位是古城刑警队的王福田和赵国强，既是来调查芮小丹的电话，也是来通知芮小丹的情况。

丁元英请他们坐下，直接问：“小丹还活着吗？”

王福田和赵国强都是经验丰富的刑警，并没有马上回答丁元英的问题。赵国强从公文包里拿出一盒印泥、笔和一叠稿纸放在茶几上，客气地说：“丁先生，小丹的情况我们随后再谈。据我们了解，小丹在今天下午的5点30分给你打过一个电话，通话时间是36秒。我们需要做个笔录，详细了解这个电话的具体内容，请你给回忆一下当时你们的原话。”

丁元英尽可能地把芮小丹的原话复述了一遍，说：“小丹的原话就是这样，即便有出入也是个别词句，意思不会有出入。”

赵国强一字不漏地做着笔录。

王福田问：“然后呢？你说了什么？”

丁元英回答：“我什么也没说，停了几秒小丹挂断了。”

王福田不解地问：“你怎么可能什么都没说呢？至少会有个提醒、有个嘱咐吧？”

丁元英说：“小丹有6年警龄，不用嘱咐。”

王福田的情绪有了一点变化，说：“用不用是一回事，嘱咐不嘱咐是另一回事。”

丁元英沉默了，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王福田不满地看了丁元英一眼，思索了片刻，问：“你确定小丹就说了那些吗？就没有再说别的话了吗？你再仔细回忆一下。”

丁元英说：“确定，小丹就说了那些。”

王福田又思索了片刻，问：“你认为小丹告诉你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或者是她希望你能说点什么？按纪律她是不该把案情告诉亲属的，可是她告诉你了。”

芮小丹的这个电话在常人的判断里只能有两种解释：1.诀别。这是一个合格刑警的自然做法。2.芮小丹处于职业本能与求生本能的矛盾中，她在这种矛盾的心理驱使下给他打了电话，期望他能给她一个影响她心理倾向的意见。

丁元英心里非常清楚，王福田和赵国强作为芮小丹的同事当然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可以通过他的证词排除第二种解释，突出芮小丹作为刑警临危不惧的正面形象。

丁元英更清楚，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会带出一个他对芮小丹的感情问题。如果是第一种解释，人们会质问：以他与芮小丹的感情，既然他知道是诀别为什么不阻止？他怎么可以无动于衷？如果是第二种解释，人们会哀叹：当芮小丹期望他说一句话决定选择的时候，而他却给了她一个高尚而残酷的沉默。虽然有两种解释，但是这个问题无论怎么判断，都会推导出他对芮小丹面临生命危险却漠然视之的结论。

如果按第二种解释推导，那么他对芮小丹的死也应负有一定责任。

然而，芮小丹作为合格刑警还需要证明吗？“证明”即是对她的不尊重。他对芮小丹的感情还需要别人的理解吗？“需要理解”即是对这种感情的亵渎。

丁元英答道：“我只讲事实，不认为。”

王福田与赵国强相互对视了一眼，意思是：只能这样了。于是赵国强将询问笔录递给丁元英，说：“你看一下，如果没有出入就请写个日期签个名，按几个手印。”

丁元英看了看记录的内容，拿起笔在问话记录下面签上日期和自己的名字，然后用手指蘸了蘸印泥按了几个手印。

赵国强收好询问笔录，说：“丁先生，你是小丹的男朋友，我们是小丹的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虽然我们没接触过，但是刑警队的人都知道你，也知道小丹对你的感情。现在我代表古城刑警队通知你，小丹已经不在了，是自杀。”

王福田说：“情况是这样……”他把通报过来的情况复述了一遍，然后说：“如果你知道小丹其他亲友的电话，也请你代为转告。那……我们就告辞了。”

赵国强走到门口，转过身说：“丁先生，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对待小丹，作为小丹的战友我对你感到失望，也为小丹那么在乎你感到不值。”

两名古城刑警队的人走了。

丁元英用纸巾擦了擦手指上的印泥，想着要不要给欧阳雪打电话，因为8月5日法院开庭，欧阳雪和肖亚文都在北京做开庭前的最后准备，这个时候告诉她们这个消息显然会对她们的状态有影响。思忖再三，他还是拿起了电话。这两个人都是芮小丹最好的朋友，这么大的事如果不告诉她们，这种心理责任负担不起。

电话里，他刚说了几句就从欧阳雪的声音里听到她哭了。

打完这个电话，他打开电脑上网查询秦谷县的地理位置，查询交通路线，查询古城机场的航班方向和时间。距离秦谷最近的机场是宁夏自治区的银川河东机场，古城没有直通银川的航班，只能从西安中转。古城到西安的最早的航班是明天上午9点30分，西安到银川的航班有12点50分一班，正好赶上。从银川到秦谷不到300公里，坐汽车4个多小时，也就是明天傍晚可以赶到秦谷。

确定了去秦谷的路线和时间，他开始做出行的准备。有什么可准备的呢？无非是带点路费而已。他去卧室的写字台抽屉取钱的时候，看见了和钱放在一起的那枚刻着“法”字的椭圆形玉佩。他拿在手上，看了看上面的“法”字，看了看背面的日期，而写字台上镜框里的芮小丹也正站在山峰朝他凝望，那被山风吹散的长发，那忧郁而期待的眼神……

丁元英伸过手去，轻轻抚摸着芮小丹的脸庞和长发，心里喃喃自语道：“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来去自如。丫头，不简单哪。”

他像平常一样打开音响，芮小丹最爱听的那支《天国的女儿》旋律充满了整个空间，在音乐声中，他在客厅里缓缓地踱步，踱了一会儿又坐到沙发上，开始慢条斯理地整理工夫茶具。他将茶杯、闻香杯、公道杯、盖碗一一用茶巾仔细地擦拭，那种专注神情似乎是在做着一件极精细的工作。

然而，无论他怎么对抗、舒缓、掩饰，都无济于心头的疼，那是一种心如刀绞、无可忍受、无可遏抑的——疼。他以为他是明白人，他以为他可以从容、达观，但是当他静静地泡好一杯茶静静地喝到嘴里的时候，这杯茶却被喉咙的一团东西堵住了，也就是在他试图咽下这杯茶的一瞬间，一股生理无法控制的东西突然从胸腔喷出，他本能地紧闭上嘴，快步走到卫生间的洗手池，吐出的是一口鲜红鲜红的血。

过去他一直认为伤心吐血是文学的夸张描写，而这一刻让他体会了，那不是文人的夸张描写，那是没到那个伤心处。也就在这一刻，他的理性、他的坚强……崩溃了！

他突然浑身无力，眼前金星乱舞，似有千万根针刺入心脏。那种像岩浆一样爆发出来的绞痛撕心裂肺，胸腔哽咽得让人想哭都哭不出来。他打开水龙头冲掉血迹，擦擦嘴，到客厅关掉音响和电热壶，关掉所有的灯，无力地伏在床上。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床头的电话响了，他在黑暗中摸索着拿起电话。

电话是王福田打来的，他客气地说：“丁先生，很抱歉，这种时候还打扰你。小丹的父亲刚给局里打过电话，说是有几句话让转达给你，言辞有些过激。”

丁元英说：“没关系，请讲。”

王福田说：“芮先生的意思是，他们家不欢迎你，不希望在秦谷见到你，就是拒绝你参加小丹的后事。丁先生，我们只能尊重家属的要求，请你不要去秦谷，避免大家在秦谷发生不愉快。希望你理解小丹父亲的心情，也希望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丁元英问：“是因为小丹的那个电话吗？”

王福田说：“是的，芮先生不能接受你对小丹的态度。”

丁元英说：“行，我不去。”

放下电话，打开台灯，他伸手拿来写字台上芮小丹的照片，躺在床上凝神地看。

这张照片是和那枚玉佩同一天拿来的，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天，先是与欧阳雪谈股东出资，然后是小丹在公园广场跳街舞，后来在小丹家里听音乐。就是在那天晚上，在公园广场，他曾告诉她：只要你一分钟是警察，你这一分钟就必须要履行警察的天职，你就没有避险的权利；但是，国家机器不缺一个迟早要被淘汰的女刑警，而社会应该多一个有非常作为的人才，这不是通俗的英雄主义和通俗的平等意识可以理解的价值。

而眼前的一切竟不幸被他言中了。

也是在那天晚上，她依偎在他怀里陶醉地说：到时候我就躺在你的怀里听音乐，听你给我讲天国、讲地狱，我就在你怀里悄悄死去了，我的坟墓上开满了细碎的勿忘我，在微雨的清晨，你穿过蜿蜒的小路而来，手里拿着一枝花在我的坟前默默伫立……不行，你还得给我撒海里，你望着无际的大海，落下了两滴狼狗的眼泪……

而今……而今……他甚至都不可能知道她的墓地在哪儿。她留给他的是永生的魂和永恒的美，是关于“作为价值”与“人生价值”更深刻、更本质的思考。

古城公安局和省公安厅刑侦处两路人员驱车昼夜兼程900公里，历时15小时，于3日中午12点20分抵达秦谷。

欧阳雪、肖亚文是8月2日晚在北京接到丁元英的电话得知芮小丹不幸的消息，而此时距离开庭只剩下2天的时间。两人在泪水和悲痛中搁置了所有的工作，迅速查询能够最快抵达秦谷的交通路线，于8月3日上午乘坐北京至银川10点15分的班机，中午11点55分飞抵银川河东机场，下午13点乘出租车行程4个小时，傍晚17点20分到达秦谷。

芮伟峰是8月2日晚在上海的家里接到古城公安局的电话通知和传真笔录，传真笔录里有数名刑警的目击证言，有通缉犯黄福海、刘东昌的目击证言，这些目击证言在证明芮小丹与通缉犯交火的真实情况的同时，也证明了芮小丹自杀的事实。

然而在这些证言笔录里，惟有丁元英的那份询问笔录让悲痛中的芮伟峰愤怒了，他了解女儿对这个男人的感情，他坚信这个男人能够影响女儿的决定，所以他无法接受这个男人高尚而残酷的沉默，无法接受这个男人对女儿面临生命危险的漠视。他认定丁元英对女儿的死负有一定责任，因此拒绝丁元英前往秦谷。

被芮伟峰阻止前往秦谷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芮小丹的母亲张慧敏。芮伟峰既向前妻告知了情况，又阻止张慧敏回国。这不仅是因为张慧敏是德国籍办理中国签证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张慧敏的精神和身体很可能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

芮伟峰在两名弟子的陪同下于8月3日从上海虹桥机场登机，乘坐8点50分飞往银川的航班，中途经停西安，下午13点降落银川机场，受到了银川影视界朋友的接待，与代表警方前去接机的曾华、黄文贤见了面，两辆车于傍晚18点到达秦谷。

当晚，警方与芮小丹家属、亲友的见面协调会在秦谷宾馆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古城公安局副局长，有刑警队长雷剑峰，刑警周伟、马林，有省公安厅刑侦处政委和陕西警方的官员，有曾华、黄文贤和秦谷县刑警队王队长，其中雷剑峰、周伟、马林等人都是以芮小丹同事和朋友的身份列席会议。

芮伟峰、欧阳雪、肖亚文作为芮小丹家属、亲友参加会议。

会议预定两个议程，一是移交遗物，出具证明，宣布并解释古城公安局的决定。二是听取家属的意见、要求，商议告别仪式的主办和日期。会上，各方领导相继发言，对芮家的不幸表示哀悼和慰问，对芮小丹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之后，古城公安局副局长向芮伟峰移交芮小丹的遗物和秦谷县公安局出具的死亡证明。

古城公安局副局长陈述了公安局方面的意见，说道：“坦率地说，这是我从警几十年来最难启齿的一次发言。在座的各位心里都明白小丹，但是站在广义的社会伦理的角度，自杀毕竟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特别是警察自杀，社会影响更不好。因此，古城公安局基于小丹是自杀的事实，决定对芮小丹不授予烈士称号，不做宣传，不发抚恤金，不记功，不以组织名义开追悼会。这很残酷，但这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社会价值体系。”

芮伟峰花白的头发显得有些凌乱，拿着香烟的手微微颤抖，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燃烧的香烟仿佛成了一个支点，支撑着他的精神不至于垮掉。这时，他表态道：“人没了，什么都无所谓了。我没要求，也没意见，只求尽快结束这一切，结束这种场景的煎熬。”

副局长说：“基于同样的理由，芮小丹的人身保险将得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局里研究决定，芮小丹发生在秦谷的善后费用将由古城公安局承担。”

芮伟峰说：“这个我不接受，这不是情绪，也不是风格，是我的女儿必须由我打发。”

……

由于芮伟峰不提任何要求，当晚的见面协调会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出现常见的那种家属纠缠不清的情况。会上商定明天上午举行告别仪式，明确了各项事务的具体分工，明确了具体的时间、地点、规格、步骤，以及领导发言、发言的顺序，其中包括刑警队长雷剑峰代表古城全体刑警队员的发言。

欧阳雪和肖亚文在协调会上一直没有发言，她们的身份既不是家属也不是单位，没有法定权利，也就没有实质的发言权。

肖亚文只在上大学的时候见过一次芮伟峰，芮小丹在她面前极少提到父亲，她在电视里偶尔会看到他出现在访谈类的节目里。欧阳雪从小就认识芮伟峰，或许是因为他和自己的父亲都是离婚的男人，或许是因为小丹的态度，总之她对这个人的印象很淡漠。

肖亚文心里很不赞成在告别仪式上念悼词的做法，她很困惑，这不是评职称，也不是求职应聘，悼词是念给谁听呢？在坐的这些人还需要通过悼词了解小丹吗？小丹还需要通过悼词被说明吗？小丹从来活的都是自己，没活给别人，如今不在了，不能自主了，就得由着好心的人们按照他们的方式摆布了，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越是这样做，却是离那个真实的芮小丹越来越远。但是，那是他们的真心，也是他们的权利。

肖亚文只在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提了一个问题，她说：“我和欧阳作为小丹的朋友向芮叔提个问题，小丹会被安置在什么地方？是老家古城，还是上海？”

芮伟峰回答：“小丹跟我回上海。”

肖亚文又问：“我们通过什么方式知道小丹的墓址？”

芮伟峰说：“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个场合回答。”

肖亚文沉默了。

1998年8月4日上午9点30分，芮小丹的告别仪式在秦谷县殡仪馆举行。

秦谷县殡仪馆在县城东面，离县城大约三公里的距离，炎炎烈日下，周围是看不到尽头的黄土荒滩，白墙围起来几栋青砖灰瓦的平房和高高耸立的巨大烟囱在这个地方显得更加孤零、凄凉，由于当地的风沙，殡仪馆里那几棵原本就不高的树上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几乎将原来的绿色都遮盖住了。

告别厅里，芮小丹的遗体安放在十几个花圈的后面，她穿着警服，警徽以下的身体被一条洁白的绸缎覆盖着，脸上受伤的一侧被一束鲜花遮挡。几位领导做了短暂的讲话，最后是刑警队长雷剑峰代表古城全体刑警队员致悼词。

欧阳雪站在那里根本就没听清别人在说什么，她脑子里转来转去都是芮小丹的脸，心里一直无法接受芮小丹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这些年来她对芮小丹有一种不是血缘却胜似血缘的感情，突然之间，一直在支撑她精神的东西失衡了，内心的绞痛使她真切地体验到了一种失去亲人的滋味，身边的一切都像是一部遥远而虚幻的电影。

芮伟峰无法承受眼前的情景，转身出去了。

肖亚文感觉到胸口像被重锤撞击了一样，胸闷、哽咽、疼痛。她想放声痛哭，又怕招来别人劝慰，只能压抑着、忍受着。

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各位来宾按程序依次退场，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将把遗体推走。肖亚文和欧阳雪迟迟不忍离开，目送着推车向侧门离去。

就在推车即将消失的时候，肖亚文突然发现了什么，急叫一声：“等一下！”

这声急迫而真切的女性尖叫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停下了脚步，使刚刚出了告别厅门口的人不由主地回身打量，包括欧阳雪也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肖亚文快步追上推车，把手伸进白绸下面应该是芮小丹双脚的位置摸了一下，果然是空空荡荡，情急之下脱口说了句：“小丹不能没穿鞋就走。”说着脱下自己的两只皮鞋放进芮小丹双脚的位置，这才允许工作人员推走。

门口回身张望的几个负责具体事宜的刑警惊讶地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眼神里充满了自责与懊悔，分明是在自责：怎么没有想到这个细节？

芮伟峰一见肖亚文光着脚出来，当即就明白了，对银川的朋友说：“你去开车，带亚文到县城买双鞋。”

欧阳雪说：“你光着脚别跑了，我去给你买鞋。”

肖亚文说：“行，你去吧，买36码的，我在这儿和芮叔说几句话。”

旁边的人知道肖亚文和芮伟峰有话要说，于是都到休息室去了。芮伟峰往门口台阶的左侧走了几步，台阶下边有一棵大树，树下有一片阴凉。

芮伟峰说：“呆会儿你们不用租车了，坐我们的车回银川。听说你们明天开庭，也真难为你们了。银川到北京的班机下午6点有一趟，你们到了北京还有点时间。”

肖亚文直截了当地问：“芮叔，您什么时候告诉我们小丹的墓址？”

芮伟峰说：“如果你承诺丁元英不会来打扰小丹，我安置好了就通知你。”

肖亚文说：“我不能。”

芮伟峰说：“那我就无能为力了。小丹是我女儿，是我的掌上明珠。我女儿有机会避险而没能避险，如果是小丹不听丁元英劝阻，那我无话可说。但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丁元英连一句担心的话都没说，我甚至都能想像出来小丹当时的心情。这个情况我会如实告诉小丹的母亲，我们有权对小丹的墓地保密，有权保护我们的感情不受伤害。”

肖亚文说：“通缉犯是四名死罪的武装暴徒，离县城只有20分钟路程，任何一个警察都会明白，如果让这样的武装暴徒进城会对群众生命安全有多大威胁。”

芮伟峰说：“那是小丹的事，我说的是丁元英。丁元英的话对小丹有没有影响？”

肖亚文答道：“有。”

芮伟峰又问：“有多大影响？”

肖亚文回答：“很大。”

芮伟峰说：“但他沉默了，我女儿没了，这对一个父亲已经足够了！他失去的只是一个女人，他还可以有第二个、第三个，可我失去的是女儿，不可替换，不可再生。就为这个我不能原谅他，也用不着他拿着一堆高尚再来看小丹。”

肖亚文注视着这个眼角和唇边带着深刻的皱纹、鬓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的老人，那种掩饰不住的痛苦使他看上去显得更加憔悴、苍老。她完全能理解老人的心情，却不能赞同他的道理，于是拿出一张名片递过去，说：“您想保密，那是您的权利。如果您改主意了，请您告诉我。我想说的是，您根本不了解小丹，而您凭借的也仅仅是血缘的权利。”

最后一句话让芮伟峰愠怒了，本来就悲痛的心情更加堵闷，顿时感觉到头重脚轻，脑子里嗡嗡作响，身上一阵阵地出冷汗。他勉强支撑着想抽支烟，可是拿打火机的手却不受控制地发抖，打了几下也没打着火，于是把打火机一扔，走了。

肖亚文光着脚坐在台阶上捂着脸，哭了。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下来，嗓子里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似的，连哭声几乎都发不出来。她只觉得芮小丹短暂的一生就像一颗美丽的流星划过天际，划出一道凄艳绚丽的光芒，转瞬间就消失了。

她所能够留住的，只有心里的那道凄艳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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